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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簡歷胡泳，儲存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政治學博士。中國傳播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網絡傳播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常務理事。王朔的不再流行和小時代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文學界有著名的“二王”，除了王朔以外還有一個人叫做王小波。其實王小波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遠遠沒有王朔大，只是王小波英年早逝，早逝的人容易獲得悲劇英雄的這種意味。其實如果單純從對中國文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來講，王朔的影響大大超過王小波。王朔之所以流行，你要把他放到當時那個背景下來看。當時中國文學首先是以傷痕文學開篇的，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文學主要是一幫“道德的懺悔者”，這裡面可能最有名的一個人叫做張賢亮。王朔跟這一撥中國作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不是一個道德懺悔者，他是一個道德反諷者，他諷刺一切道德。他通過自嘲或者互嘲的方式來嘲弄那個年代。實際上他顛覆一切神聖的語言和革命的語言。為什麼當時很多人覺得王朔的作品令他們耳目一新？是因為他們發現王朔把大家的語言和心態表達出來了，大家在王朔的小說當中讀到的是整個時代的空虛和犬儒。大家讀王朔的時候，更多的是欣賞他的姿態，這種姿態我稱之為“混不吝”，就是不在乎一切神聖的———過去叫做“高大全”，今天講的是“高大上”——— 就是說這些東西都是扯淡。當時會引起一個很大的追捧，為什麼今天王朔不流行了？看一下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代，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需要出來一個人告訴你說“神聖是沒有價值的，崇高是已經瓦解了的”。我們21世紀第一個10年已經悄然過去了，對於這些時代和歷史的觀察者來講，擺在他面前有一個很大的任務，或者叫做課題，到底我們應該給這個時代以怎樣的命名？我個人覺得郭敬明的說法最貼切，我們這個時代叫做“小時代”。而且“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就是郭敬明和他的《小時代》”———這是虎嗅網上一篇文章的標題。一個不斷外延的商業模式你可能說不理解《小時代》這部電影為什麼這麼火，在座有人看過《小時代》的電影嗎？如果舉手的人很少，說明大家年紀比較大，而且當中男性太多了。可能有人要看《小時代》的話，說不定他已經有一個正在青春期的孩子。郭敬明說如果我們現在做電影不能夠抓住這一代年輕觀�的共同感受，就別來做電影。郭敬明《小時代》的主體觀�是什麼人呢？是一群20歲上下，愛看《快樂大本營》和《非誠勿擾》，喜歡讀郭敬明的小說，喜歡看楊冪演的電視劇，喜歡用iPhone手機發微博和微信，她們大部分是女孩。這樣的一個現象會導致文化精英主義者的一個強烈反彈，他們說《小時代》這部爛電影到這樣一個程度為什麼還會受到追捧？我們年輕一代的口味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一種變化？我在課堂上調查，我說大家看完了《小時代》以後用三個詞來形容它的風格。同學們有各種各樣的答案，但是基本上可以總結為三個詞：淒美、華麗、憂傷。也就是這種東西是今天能夠打動年輕人的東西。這樣一個評語會讓我們想起來，郭敬明曾經有一本當年很流行的小說叫做《悲傷逆流成河》；我們也可以想起以他自己為原形的另外一本小說《夏至未至》，在《夏至未至》當中，郭敬明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帥氣、溫柔、眼睛里瀰漫著經年不散的霧氣的男孩。我們說什麼東西叫做淒美、華麗、憂傷，就是這樣一種感覺的東西，叫眼睛里瀰漫著經年不散的霧氣。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霧霾天太多了。《小時代》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叫做“拜金”，實際上這個也不是我總結的，社會上對於這個電影當中反映的那種拜金和物質主義，還是有很強烈的反感存在的。但我們不要小看這麼一個美少年，郭敬明其實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大家如果對商業感興趣的話，倒可以研究一下郭敬明是怎麼成功的。因為根據我的調查，有些年輕人在中學的時候讀郭敬明，到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反感郭敬明瞭。他們覺得“當時我讀郭敬明真的是裝呀”。但是郭敬明並不在乎，因為總有一代一代的年輕人不停成長，新起來的年輕人還照樣看他的東西，所以這是一個流水線。我們看到他成功地從小說進入電影，對於第一次踏入電影業的郭敬明來講是相當的成功，他具有一個不斷外延的商業模式。物質生活與精神世界的分裂郭敬明自己很清楚自己要什麼和不要什麼，承載尖銳的社會矛盾、反映人性這些沉重話題，郭敬明不屑一顧。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搞“最小說”的平台，帶著濃厚的商業目的。所有這些作品的指向都是什麼呢？放大十幾到二十歲青少年心中的輕歡浮愁，濃墨重彩地講述與他們同齡的虛構人物悲虐的身世、情感與成長變故，佐以華麗的辭藻，這些構成郭敬明的世界。郭敬明很像是一個在《小時代》成長起來的都市青年的典型，外表是非常西方和現代的，但是他的心態不一定符合一些基本價值觀。比如剛才說到的當郭敬明因為剽竊被判敗訴以後，他願意賠款，但是他拒絕道歉。80後作家當中另外一個相對清醒的女孩張悅然出來批評郭敬明，她說，“你不道歉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即將會為缺失公義、正義、榮譽、良知、廉恥而窒息。”但郭敬明對這些批評置若罔聞。我們在這裡面能看到一個有趣的迷你倉象，就是外表跟心態的分裂，並非郭敬明一人所獨有。其實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一代年輕人，從表面上看他們的物質生活徹底全球化，他們在物質世界獲得很大的自由，包括他們可能在畢業之後任職于跨國公司；他們很容易出國學習和旅行，但是他們在精神上並不能夠自由思考。他們嚮往、模仿西方生活，甚至在享受西方的社會環境，但是他們的心態，與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是格格不入的。這個時代沒有變革但自我複制有人把矛頭指向王蒙，說“王蒙當年在《讀書》上發過一篇文章叫《躲避崇高》，80後走上文學舞台的15年，我們發現正是王蒙‘躲避崇高’的15年。先有王蒙先生的躲避崇高，後有80後一代虛置歷史，成為漂浮人或者浮游生物”。而且我們發現80後不僅躲避歷史，也躲避現實，他們不關心現實的大問題。這種雙重困境其實跟上個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為是有巨大關係的。1993年王蒙發表“躲避崇高”以後，作家們開始越來越多地躲開宏大敘事，躲開公共領域，躲開社會責任感。王蒙說，中國已經動蕩了168年，國人對於社會的批判已經夠狠了，現在的人們渴望一種建設性。問題在於商業和政治的雙重夾擊之下，這個社會到底還有多少獨立意識和批判意識？一個沒有批判意識的社會又從哪裡找它的建設性？至於王朔筆下的人物，沒有改變體制規則的慾望與能力，卻在自我貶抑與調侃反諷當中完成了精神對於現實的逃避，而這恰恰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所需要的。當王朔的東西出現以後，中國很快就進入到“過把癮就死的掙錢狂潮當中”，這個其實也不是偶然的。因為當王朔這樣的文化英雄在消解偽價值的同時，把價值也消解了。中國人一心一意、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最大的物慾，別無他求，這是為什麼進入“小時代”的根本原因。“小時代”的一個核心標誌是什麼呢？是我們進入了平庸社會生活。我們在自己生活的“小時代”裡頭呼喚變革。但是，這注定是失望的。我們生活的這個“小時代”，根據郭敬明的這個講法就是自我複制的，所以可以從1.0版複制到2.0版，複制到3.0版。這個時代沒有變革但自我複制。“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我們說到這裡可能會得出一個結論說，“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我們生活在小時代中感到悲哀”。這就進入了我們下面的主題，我們之所以在“小時代”里還有希望，是因為這個“小時代”一反常態地出現了“大人物”。這個“大人物”不是英雄也不是聖人，不是領袖也不是舵手，而是一個個經由網絡獲得了表達權，並且一旦擁有這種權利就開始學會越來越好地實施它的普通中國公民。互聯網會不會促進中國社會的大幅轉變？無論中外都不停有人問這個問題，我在我的一本書《�聲喧嘩》當中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互聯網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在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這個作用可以分為三點：第一，分權、匿名和靈活的互聯網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民主化。第二，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第三，互聯網加強了民�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基於以上三點，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總體評價：“中國的網民事實上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網民”。正是由於這種公共精神，在我們這個“小時代”催生了層出不窮的大人物。雖然說這些大人物可能是很悲情的，比如說有的民工必須通過開胸驗肺來證明他自己得了職業病；上海的這個司機因為被釣魚執法，他切斷了自己的手指來證明他是一個守法的公民。這裡進入到我的最後一個主題“微動力”，因為我把每個人都承擔責任這回事稱之為“微動力”。“微”就是每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微就是你我他，也就是我稱之為“大人物”的人。“動力”是說不管言語有千條萬條，改變世界的還是行動。微動力為什麼重要？因為在過去少數幾個動力十足的人和幾乎沒有動力的大�一起行動，通常會導致令人沮喪的結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為什麼大�沒有更多的關心，而大�則不明白這些少數人為什麼不能閉嘴。而今天有高度積極性的那些人，應該致力于降低行動的門檻，讓那些只建議一點的人能參與一點，所有的努力匯聚起來將會十分有力。微動力的精神實質是什麼呢？用一個知名博客上的一句話叫做“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梁�超在1901年寫了一篇文章《過渡時代論》，他把那個時代稱之為“過渡時代”。我覺得梁任公的這個提法完全可以用來形容我們這個時代，而且梁先生認為生活在過渡時代的人是有福的。他說，“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世間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但是，梁�超話鋒一轉指出了“過渡時代”的危險：“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為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為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我用梁任公的話講我們在這個年代所夢想的是什麼——— 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蕓蕓平等之英雄。從這個角度，我覺得梁任公是有互聯網精神的。(本文為嘉賓2013年12月29日演講稿，有刪節)儲存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