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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記者徐益平葛熔金髮自浙江德清六點共識突破點論:能夠撬動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轉型升級以及社會公平和諧的杠杆就是財稅體制改革民生論:財稅改革要關注民生，迷你倉關注窮人，減輕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稅賦事權論:下一步改革應厘清政府間的財權和事權，制訂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匹配的財稅方案制衡論:建立財政監管體制效率論:稅制改革方案的設計要考慮可行性和效率法治論:加快法治進程，制訂出台《財政法》初秋的莫幹山，雲蒸霧罩，桂花初綻，恍若仙境。面對窗外的美景，72歲的徐景安卻說:“我現在心情一點也不比當年輕鬆。”9月7日，一場名為“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幹山會議·2013)”的會議在浙江德清的莫幹山上召開，會議由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聯合主辦。3天的會期里，來自全國各地的200多位青年經濟學者圍繞“創造公平、開放與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的主題展開激烈的腦力激蕩。這是時隔29年後，徐景安第二次登上莫幹山。在這裡，他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常修澤、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以及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1984年，中國的農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卻舉步維艱。當年9月3日 10日，也就是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夕，第一次全國性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莫幹山舉行，史稱“莫幹山會議”。徐景安、常修澤、王小魯和賈康4人均是會議代表。這次會議為19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許多重要思路，被稱為“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也是中國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的“第一次集體發聲”。“當年莫幹山會議和今年莫幹山會議面臨的問題已經不一樣了。今天面臨的問題更嚴峻，而且分歧更嚴重。”徐景安說，“其實，任何改革都會遇到阻力。這就需要在大方向、大目標上達成共識才能破解阻力。”面對台下的晚輩，這位“改革派老人”道出自己的期許:“你們肩上的擔子將更重，希望莫幹山會議能真正為當今中國面臨的困局、僵局打開一個新局面。”重上莫幹山對於二上莫幹山，徐景安自稱“感慨萬分”。徐景安現在的身份是深圳一家機構———中國幸福研究院的院長，29年前的1984年，他是參加莫幹山會議為數不多的官員之一，時任國家體改委宏觀規劃組的處長，是莫幹山會議籌備組副組長。之後，歷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深圳體改委主任、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理事長。與徐景安相似，當年參會的很多年輕人，日後都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足跡，包括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以及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和張維迎。“莫幹山會議的一大效應，是促進中青年經濟學者隊伍的成長，把一批中青年推上歷史舞台。會後，一批中青年進入政府部門，體改委還專門成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吸納‘上山者’參加，如張維迎就是在西北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到體改研究所工作的。”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常修澤回憶。不過，1984年莫幹山會議最為人熟知的，是對中國改革走向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那次會議形成了包括由徐景安執筆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在內的7個專題報告，其中，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改革思路被國務院採納。這項改革是對長期實行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國商品經濟制度的基礎，標誌著中國正式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莫幹山因緣際會，由此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史的起點”。這座風景勝地與改革再續前緣，是在2012年。當年9月15日，由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主辦的“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幹山會議·2012)”召開。7位當年莫幹山會議代表———常修澤、王小魯、賈康、北京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名譽院長李曉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李羅力再度上山。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是第二次莫幹山會議的推動者。1984年，曹文煉剛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研究生，“與莫幹山下來的那些人多有交往”。畢業後進入國務院物價領導小組辦公室，在那裡，他看到過莫幹山會議的全套原始資料和當時中央領導對於這個會議的批示。“對我個人而言，這是多年來的一個情結。”2012年3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曹文煉結識莫幹山管理局局長王惠良。閑談中，兩人“碰”出了舉辦第二次莫幹山會議的想法。“中國已經到了加快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因此有必要再一次發揮中青年學者的熱情和智慧，營造深化改革、推進開放的社會氛圍，務實探討下一步改革開放的對策，而選擇在莫幹山舉辦這樣的會議，極富象徵意義。”第二次莫幹山會議最主要成果之一，是建議籌備實施價格、稅收、財政和利率的配套改革。“賈康離開會議前告訴我，當年莫幹山會議就討論過價稅財聯動的方案，但這個方案沒有真正實行過，建議會議可以再討論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曹文煉說，“因此我們決定2013年與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聯合，再舉辦一次以中青年為主、以推動形成新一輪改革為目的的莫幹山會議，延續去年的主題，但重點關注財稅體制改革再突破問題。”在曾擔任過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副司長並參與了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的他看來，在當下各項改革糾纏于一起的背景下，“推動新一輪財稅改革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共識最大、條件最成熟、成效最令人期待的關鍵性改革，是包括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內的下一輪整體改革切入口”。三中全會前夜許生也是第二次登上莫幹山，只不過，他參加的是去年和今年的莫幹山會議。去年的莫幹山會議上，這位“對莫幹山神往已久”的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帶來了一篇題為《“承接”:“莫幹山”新一代的歷史使命》的文章，他分別用“建”與“破”兩個字概括兩次莫幹山會議背後的時代:“推進價格雙軌制改革也好，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也好，都是一個建立市場經濟體系的過程，而如今，我們所有人不由自主關心的話題都與‘破’有關，破除既得利益，破除壟斷，歸根結底，就是破除改革的阻力。”中國改革再度面臨艱難選擇之時，在歷史中尋找映照和呼應，成為新莫幹山會議參會者心照不宣的主題。在第一次莫幹山會議結束1個多月後，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此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而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常修澤回憶，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夕，遇到的突出問題是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即到底是繼續按照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或計劃經濟體制的變形“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慣性運作，還是另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路?“這涉及到改革方案的基本方向問題。本來，在1980年代初期，學術界就已經提出了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作為改革的理論依據。但是，當時曾參加十二大報告起草的一位部門負責人給有關部門寫信說，‘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成商品經濟’，如作此概括，‘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主管意識形態部門的負責人批轉了這封信。此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就不可避免地遇到這一重大問題。”莫幹山會議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召開的。1984年6月，中青年經濟學術討論會的組織者發佈即將召開會議的消息，“討論的中心內容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會議開始後，將宗旨定為“為黨和國家獻計獻策”，中心議題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報告寫出來後，我興奮不已，在杭州西湖邊散步時對其他參會者說:‘金蘋果’已經長出來了!”徐景安回憶。“7份專題報告完成後，派代表向主管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的國務委員張勁夫做了匯報。張勁夫聽後，問了一些情況，于9月20日首先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儲存倉後，10月10日國務院主要領導人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震動，又可解決問題。”常修澤回憶，莫幹山會議從一個方面為中央決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後，鄧小平在評價這次會議文件時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常修澤說，“改革方案的價值和貢獻在於說新話，說些過去沒有說過的實事求是的新話。眼下，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關於改革的決定，寫哪些新話，寫哪些‘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對此充滿期待。”“山雨欲來風滿樓，我感覺現在開會的氣氛有點類似于29年前。”常修澤觀察到，每次偶數屆黨代會的三中全會，“都要出一個重要的改革決定”。“時間窗口”也出現在了到會領導的發言中。“當年莫幹山會議衝破計劃經濟重重阻圍，取得改革的理論突破和成果應該是彪炳史冊的。”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說，“29年後的今天，我們重上莫幹山，再次研究推動深化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意義更加重大。這次會議把財稅改革作為其中一個重要題目，我認為抓到了點子上，把握了一個很好的時間窗口。”自由爭鳴一個不算巧合的時機，一群同樣意氣風發的年輕人，新莫幹山會議能碰撞出什麼樣的火花?1984年莫幹山會議最被人津津樂道之處是其新鮮的會風。當時組委會規定，參會者選拔不講關係、不講學歷、不講職業、不講名氣，只需提交一篇論文便可申請，審核過關者才可“上山”。“上山”時不許帶著論文，“只帶身子來”，防的是隔山打炮，對著稿子念。特別倡導不同觀點面對面辯論，不繞彎子，不兜圈子，直入主題。會議開得熱火朝天，白天討論不過癮，晚上還有“掛牌辯論”，7天長會開完後，竟然有大半人都生了病。“自由爭鳴是學術會議的靈魂。”當年參會時，賈康還只是財科所的一名在讀研究生。他記得，剛工作時老同志傳授的經驗是，開會時中青年只能坐在後排聽著，不能說話，想說話表達見解得不到機會。但因為“莫幹山會議”，他與幾位財科所的中青年人仿照莫幹山會議的模式，舉辦了全國徵文，以文選人，並成立了全國中青年財政理論研究會。“價格雙軌制”便誕生于這種自由辯論中。徐景安回憶，圍繞如何“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價格組提出不同的主張:有的主張“以調為主”，有的主張“以放為主”。雙方爭論得面紅耳赤。主張“以調為主”的代表，明確反對“以放為主”的觀點，認為在計劃經濟為主的情況下，一下放開價格控制太不現實。在市場不完備時，市場均衡價既難以實現，也未必優化。而主張“以放為主”的代表，則不讚成“以調為主”的觀點，認為“價格調整還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在吵得熱火朝天之時，有人吸納和綜合雙方觀點，提出“調改結合”的價格改革思路。“在調放結合、雙軌推進的改革思路形成過程中，無論‘以調為主’，還是‘以放為主’，還是‘調改結合’或‘放調結合’，都從不同方面、程度不同地作出了學術貢獻。從更大視野審視，‘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思路，是會議諸多中青年學者自由爭鳴、集中集體智慧的結晶。”常修澤總結。新莫幹山會議也竭力延續自由爭鳴的精神。今年6月，組委會以徵文方式選拔中青年經濟學者出席論壇。在開會形式上，專門設置閉門會議供學者們在晚上“掛牌辯論”;專題演講會同時也是辯論會，若有不同觀點，可隨時展開交鋒。“我們希望秉承1984年會議‘解放思想，理性務實’的優良傳統，營造自由、平等、開放的會議氛圍，最大程度調動參與熱情、鼓勵表達自由、激發思想碰撞。”曹文煉說。盡管在常修澤看來，如今會議的辯論激烈程度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但對習慣于只帶耳朵聽的旁觀者而言，已是一番新氣象。一所著名大學的校長髮言時大段介紹學校情況，台下馬上有人大喝一聲:“講觀點。”他不以為意，又迎來一片轟其下台的倒彩聲。而一向沉穩的賈康面對來“打擂”的青年學者，也數次抓起話筒，搶著回應，為一個問題較上了勁，“先別打斷我，你聽我說完”。互不服輸之下，只得“另找時間再辯”。“鼓勵青年學者發揮更大的作用，需要社會更加包容，允許爭鳴，創造更好的學術氛圍，不要一講觀點就給人貼上‘姓社姓資’的標簽。”賈康說。曹文煉則認為，在研究探討上可以劍走偏鋒，允許一些極端的言論，一個良治的社會應該寬容和容忍一些公開場合的極端言論。“但是決策者要有主見，當政者在政策選擇上不能走極端，否則往往會給國家和民族造成悲劇。政治體制改革更需要高度的智慧，需要各種各樣的折中，需要充分的討論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對當下的改革，經過幾天發言和討論，達成了很多共識，其中之一是‘突破點論’。”曹文煉說，“能夠撬動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轉型升級以及社會公平和諧的杠杆就是財稅體制改革。我們將收集整理會場上的觀點，向決策層遞交和反映，爭取財稅體制改革成為新一輪改革的突破口。”曹文煉介紹，會議還達成5點共識:一是“民生論”，財稅改革要關注民生，關注窮人，減輕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稅賦;二是“事權論”，下一步改革應厘清政府間的財權和事權，制訂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匹配的財稅方案;三是“制衡論”，建立財政監管體制;四是“效率論”，稅制改革方案的設計要考慮可行性和效率;五是“法治論”，加快法治進程，制訂出台《財政法》。知識分子的責任不過，對於新莫幹山會議的成果會否如同當年價格雙軌制那樣被決策層採納，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產生重要影響，曹文煉表示，學者的研究能夠影響決策更好，但對此也不應太過功利。其實所有的決策都是綜合考量了多方情況才作出的，雙軌制的理論成果，最初也是來源於實踐，“更希望莫幹山會議能夠成為一個平台，激勵年輕人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理想色彩，紮根于學術研究。”在“老莫幹山人”看來，“新莫幹山人”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擔當起國家轉型的歷史責任?“當年莫幹山會議的參加者，不是抱著利益的目的來的。”徐景安說。而他自己，甚至是“冒著丟官的風險來參會的”。1984年5月，在合肥，由民間發起組織了一個“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和中國改革研討會”，邀請了改革的先鋒人物鳳陽縣縣委書記翁永曦、浙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鞍山無縫鋼管廠廠長王澤普，意在聯合全國的改革者，推動社會進步。這個會以一個響亮的名字流傳，叫“全國改革者大會”，但卻遭到了批評，“憑什麼叫改革者大會，難道說參加是改革者，不參加就不是改革者?”有此前車之鑒，領導好心勸徐景安別去，“擔心出問題”。“但我是會議的組織者之一，不能半路撂挑子，還是抗命赴會了。”徐景安說。後來，他不僅沒丟官，而且升了職。“1984年會議開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傳理論部門的負責同志作為出席會議的中央部門代表致辭，題目為《時代的召喚，崇高的責任》。29年過去了，‘時代的召喚，崇高的責任’仍歷歷在目。”常修澤說，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青年經濟學者對社會底層的真實情況有較深刻的洞察，對計劃經濟造成的經濟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壓抑有深切的體會。他們思想解放，視野開闊，敢想敢說，極負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時代責任’正是莫幹山會議的精神追求之一。”他認為。“今天最大的問題是，有沒有1980年代的理想、激情?坐得住、專心研究的人少了，甚至成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現實主義者。”徐景安言辭犀利，“凡事都要先看有沒有好處，有沒有利益。”他語重心長地說，“今天參加會議的人，都是知識分子，是社會的擔當者，要有社會的責任感，有理想的追求。”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則形容當年的會議“就像汽車上山開不動了總要有人下來推車一樣”，“誰推了第一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都去推上一把”。“我們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革而沒有改革、需要推進而沒有推進的地方。這些地方需要改革，也需要我們繼續往前走，再來討論改革。我們還需要有一大批人推車。”他說。幾位老人的身後，會議背景板一角，一行小字極其醒目:願以青春和生命，充當推動中國進步的燃料。迷你倉價錢